上海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
中国人民银行
上海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
1990年9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适应上海市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强和完善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的管理，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是指依照本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经批准设立、登记注册和营业的下列机构：
一、总行设在上海市的外国资本的银行（以下简称外资银行）；
二、外国资本的银行在上海市设立的分行（以下简称外资银行分行）；
三、外国资本的金融机构同中国资本的金融机构在上海市合资经营的银行（以下简称合资银行）；
四、外国资本的金融机构同中国资本的金融机构在上海市合资经营的财务公司（以下简称合资财务公司）。
第三条 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规，其正当业务活动和合法权益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保护。
第四条 中国人民银行是审批、管理和监督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的主管机关；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上海市分行对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进行日常管理监督。
第二章 设立与登记
第五条 申请设立外资银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投资者为金融机构；
二、在中国境内已经设立代表机构三年以上；
三、申请设立外资银行前一年年末资产总额在一百亿美元以上。
第六条 申请设立外资银行分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在中国境内已经设立代表机构三年以上；
二、申请设立外资银行分行前一年年末资产总额在二百亿美元以上；
三、其所在国或者地区有完善的金融监管制度。
第七条 申请设立合资银行、合资财务公司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合资各方均为金融机构；
二、外方投资者在中国境内设有代表机构。
第八条 设立外资银行，应当由投资者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证件、资料：
一、设立外资银行的申请书，其内容包括：拟设银行的名称，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额，申请经营的业务种类等；
二、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最近三年的资产、负债状况的报告及有关证明文件；
四、拟设银行的章程草案；
五、所在国或者地区有关主管当局核发给投资者的营业执照（副本）；
六、中国人民银行要求提交的其他证件、资料。
第九条 设立外资银行分行，应当由其总行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证件、资料：
一、由董事长或者总经理签署的申请书，其内容包括：拟设分行的名称，总行拨给的营运资金数额，申请经营的业务种类等；
二、最近三年的年报；
三、所在国或者地区有关主管当局核发给申请设立分行的银行的营业执照（副本）；
四、中国人民银行要求提交的其他证件、资料。
第十条 设立合资银行或者合资财务公司，应当由合资各方共同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证件、资料：
一、设立合资机构的申请书，其内容包括：拟设合资机构的名称，合资各方名称，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额，合资各方出资比例，申请经营的业务种类等；
二、合资各方共同编制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由合资各方授权代表草签的合资经营协议、合同以及拟设机构的章程草案；
四、合资各方最近三年的资产、负债状况的报告及有关证明文件；
五、所在国或者地区有关主管当局核发给合资各方的营业执照（副本）；
六、中国人民银行要求提交的其他证件、资料。
第十一条 本办法第八、九、十条中所列证件、资料，除年报外，凡用外文书写的，均须附具中文译本。
第十二条 设立申请经中国人民银行审查同意后，发给申请者正式申请表。
正式申请表填写后，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正式申请，申请文件包括：
一、由申请者法定代表或者授权代表签字的正式申请表（一式三份）；
二、拟设机构主要负责人名单和简历；
三、对拟任该机构主要负责人的授权书；
四、设立外资银行分行的，其总行对该分行承担税务、债务的责任担保书；
五、其他资料。
第十三条 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应当在接到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证书后三十天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登记注册，领取营业执照，并应当依法自开业之日起三十天内向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
第十四条 已经批准的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应当在领取营业执照后，向国家外汇管理局申领《经营外汇业务许可证》。
第十五条 已经批准的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自接到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证书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未营业者，原批准文件自动失效。
第十六条 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有下列情况之一的，须经中国人民银行核准：
一、投资股本的调整、转让；
二、变更营业场所；
三、更换董事长（副董事长）、行长（副行长）、总经理（副总经理）、分行长（副分行长）；
四、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
第三章 注册资本和营运资金
第十七条 外资银行、合资银行的最低注册资本为三千万美元等值的自由兑换货币，合资财务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为二千万美元等值的自由兑换货币；其实收资本均不得低于其注册资本的50％。
外资银行分行应当由其总行专门拨给不少于一千万美元等值的自由兑换货币的营运资金。
第十八条 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应当在接到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证书之后三十天内，筹足其实收资本或者营运资金，由中国注册会计师验证并出具证明。
第十九条 外资银行、合资银行、合资财务公司须每年从其税后净利润中提取25％的资金补充资本金，直至其实收资本加储备金的总额达到其注册资本的二倍。
外资银行分行须每年将税后净利润的25％保留在中国境内，用以补充营运资金，直至该保留盈利等于该行营运资金。
第四章 业务范围
第二十条 根据申请，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外资银行、合资银行、外资银行分行经营下列业务的部分或者全部：
一、外币存款；
二、外币放款；
三、外币票据贴现；
四、外币投资；
五、外币汇款；
六、外汇担保；
七、进出口结算；
八、自营或者代客买卖外汇；
九、外币有价证券买卖；
十、代理外币及外币票据兑换；
十一、代理外币信用卡付款；
十二、保管及保管箱；
十三、资信调查和咨询；
十四、经批准的其他业务。
第二十一条 根据申请，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合资财务公司经营下列业务的部分或者全部：
一、外币放款；
二、外币票据贴现；
三、外币投资；
四、外汇担保；
五、外币有价证券买卖；
六、资信调查和咨询；
七、外币信托；
八、每笔不少于十万美元、期限为三个月以上的外币存款；
九、经批准的其他业务。
第二十二条 本章所称外币存款是指以外币表示的下列存款：
一、境内外同业存款；
二、境外的非同业存款；
三、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的存款；
四、华侨和香港、澳门、台湾同胞的存款；
五、外商投资企业存款；
六、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对非外商投资企业贷款的转存款；
七、经批准的其他存款。
第二十三条 外资银行、合资银行、外资银行分行在办理进出口结算业务时，服务对象为境内外商投资企业和有进出口经营权的非外商投资企业。但办理非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口结算业务的，该项进口所需资金应当来自本银行的贷款。
第五章 业务管理
第二十四条 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经营存款业务，应当向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缴存存款准备金，其比率由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存款准备金不计利息。
第二十五条 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对一个企业及其关联企业的放款，不得超过其实收资本加储备金总额的30％，但经中国人民银行特许的除外。
第二十六条 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的投资总额不得超过其实收资本加储蓄金总额的30％，但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投资于金融企业的除外。
第二十七条 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的总资产不得超过其实收资本加储备金总额的二十倍。
第二十八条 外资银行分行的营运资金的30％应当以中国人民银行指定的生息资产形式存在，包括在中国人民银行指定的银行存款等。
第二十九条 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的房地产不得超过其实收资本加储备金总额的25％，其他固定资产不得超过其实收资本加储备金总额的15％。
第三十条 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应当确保其资产的流动性。
第三十一条 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从中国境内吸收的存款不得超过该机构在中国境内的总资产的40％。
第三十二条 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应当按规定保留适当的呆帐准备金。
第三十三条 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的外币存、放款利率及各种手续费率，通过同业公会协商确定或者参照国际市场行情制定，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核准。
第三十四条 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依法纳税后的利润，应当按照规定提取储备基金、职工奖励基金、福利基金和企业发展基金。
第三十五条 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应当至少聘用一名中国公民为高层管理人员。
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的高层管理人员不得兼任其他经济组织的重要职务。
第三十六条 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应当固定聘用中国注册会计师，并经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认可。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七条 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应当建立完善的内部稽核制度，增强自我约束的能力。
第三十八条 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须按规定向中国人民银行报送财务和业务报表。
第三十九条 中国人民银行及其上海市分行有权检查、稽核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的业务和财务状况。
第七章 解散与清算
第四十条 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自行终止业务活动，须在终止前三十天以书面形式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申请，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后予以解散并进行清算。
第四十一条 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无力偿付其债务的，中国人民银行可令其停业，限期清理。在清理期限内，已恢复偿付能力的机构，需要复业的，须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申请。
第四十二条 自行终止业务活动和依法被停业的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其解散和清算事项，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十三条 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进行清理，须在依法缴清税款和清偿全部债务后，方可退还股本、分配股利。
第四十四条 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清算完毕，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向原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第八章 罚 则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章规定，擅自设立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的，中国人民银行有权责令其停业，没收其非法所得，处以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人民币等值外汇的罚款。
第四十六条 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违反本办法第四章规定，超越批准业务范围从事经营的，中国人民银行及其上海市分行有权责令其停止所超越部分的经营活动，依法没收其超越部分的非法所得，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人民币等值外汇的罚款。
第四十七条 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违反本办法第五章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及其上海市分行有权责令其纠正、调整或者补足，并根据情节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人民币等值外汇的罚款。
第四十八条 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违反本办法第六章规定，未按期报送报表或者抗拒监督检查的，中国人民银行及其上海市分行可视其情节给予警告、通报或者处以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人民币等值外汇的罚款。
第四十九条 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违反本办法，情节严重的，中国人民银行可责令其停业直至撤销机构。
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违反其他法律、法规的，由有关主管机关依法予以处罚。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条 本办法对华侨资本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资本的金融机构，比照适用。
第五十一条 本办法发布施行前，已在上海市的外资银行分行，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补办设立和登记手续；不符合本办法有关规定的，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指定期限令其调整。
第五十二条 本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解释。中国人民银行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规定。
第五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立法缺陷及其重构
欧锦雄
内容提要：与79年《刑法》的“反革命罪”相比，新《刑法》的“危害国家安全罪”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它仍然具有相当多的缺陷。如果要克服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存在的众多缺陷，那么，仅仅对其罪种的罪状、法定刑进行补充或修改是不够的，只有对其进行全面重构，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其立法缺陷。文章剖析了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立法缺陷，并提出了重构“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立法设想。
关键词：危害国家安全罪、立法、缺陷、重构
在新《刑法》颁布之前，我国刑法学界曾就修改“反革命罪”的问题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之后，立法机关通过对原《刑法》“反革命罪”的内容进行重新归类、分解、合并、废除和修改等工作，制定了新《刑法》的“危害国家安全罪”。新《刑法》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在体系上、罪名上以及内容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不可否认，与原《刑法》的“反革命罪”相比，它得到了一定的完善，但是，它仍然存在着相当多的立法缺陷，而这些立法缺陷使新《刑法》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科学性大打折扣，因此，有必要在立法上消除其立法缺陷。如果要克服新《刑法》“危害国家安全罪”存在的众多立法缺陷，那么，仅仅对其罪种的罪状、法定刑进行修改或补充是不够的，笔者认为，只有对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进行全面重构，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其立法缺陷。为了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使我国以后的刑事立法具有高度的科学性，笔者在本文里具体剖析了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立法缺陷，并提出了重构“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立法设想，以求教于刑法界同仁。
一、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立法缺陷。
在修订79年《刑法》时，立法者为了使新《刑法》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具有科学性，已采取了一些合理的举措。他们将原《刑法》的“反革命罪”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减弱了这类犯罪的政治色彩；他们没有将“反革命目的”作为这类犯罪的犯罪主观要件的必要要件，使这类犯罪的主观要件既包括直接故意也包括间接故意，从而便于司法机关正确适用法律。此外，立法者将原《刑法》“反革命罪”一章的“聚众劫狱罪”“组织越狱罪”予以修改，并将其编入新《刑法》“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使原《刑法》第97条的“间谍罪”和“特务罪”合并为新《刑法》的“间谍罪”；废除原《刑法》的“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破坏罪”和“反革命杀人、伤人罪”，等等。凡此种种，说明了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还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的，但是，新《刑法》的“危害国家安全罪”仍然具有以下两大缺陷：
（一）现行危害国有安全罪在罪种和罪状的设置上不够科学
1．分别设置武装叛乱罪和武装暴乱罪两罪种，容易让人在理解上产生分歧
新《刑法》第104条设置了武装叛乱罪和武装暴乱罪两个罪种，但是，对于何谓武装叛乱罪和何谓武装暴乱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例如，有人认为，武装叛乱罪是指勾结外国，组织、策划、实施武装叛乱的行为。武装暴乱罪是指国内人员独立组织、策划、实施武装暴乱的行为。①而有人则认为，“武装叛乱”是指使用武器装备、军用物资和设备进行背叛国家的叛变活动。“武装暴乱”是指动用武器装备进行破坏社会秩序、危害国家安全的骚乱活动，②等等。其实，暴乱是指为推翻或对抗现有的国家政权，破坏现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而采取的集体武装行动，而叛乱是指为了背叛统治阶级或国家的利益并意图投向国内外敌对势力而实施的暴乱。“暴乱”属于属概念，“叛乱”属于种概念，“叛乱”只是“暴乱”的一种情况，对于没有投向敌对方面的暴乱，则属于“暴乱”的另一种情况，因此，“武装暴乱罪”完全包容了“武装叛乱罪”的内容。由于社会现象复杂，在实践中，有些暴乱案件发生以后，人们不易辨别其性质，究竟是以武装暴乱罪定罪？还是以武装叛乱罪定罪？这将产生分歧。因此，将武装暴乱罪与武装叛乱罪在同一条文里并列规定，这是在罪种设计上的立法缺陷。
2．资敌行为和资助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属于各有关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帮助行为，却分别独立规定为两个罪种：资敌罪和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人为地使刑法条文复杂化
新《刑法》第112条和第106条分别规定了资敌罪和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其实，新《刑法》规定这两个罪种是多余的。资敌行为和资助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属于各有关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帮助行为，当行为人实施了这些资敌或资助行为时，对这些帮助行为完全可以按各有关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共犯定罪处罚，例如，当别人实施分裂国家的犯罪行为时，行为人甲故意向其提供大量资金或武器装备，这时，对行为人甲的行为可以按分裂国家罪定罪处罚。
新《刑法》规定的资敌罪和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使《刑法》条文显得较为繁琐，同时，其规定的罪状和法定刑存在着缺陷。第107条规定的“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在罪状和法定刑上的缺陷有二：（1）单位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主体，而单位反而不能成为背叛国家罪、分裂国家罪、武装暴乱罪等被资助的、严重的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犯罪主体，即单位不能成为主犯罪的犯罪主体，却能成为从犯罪的犯罪主体，从而导致了立法上的不公平。（2）法定刑过低。新《刑法》第107条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的法定最高刑为十五年有期徒刑，这一法定最高刑过低。在共同犯罪中，帮助犯也是可以成为主犯的，资助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属于被资助的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帮助行为，若《刑法》没有规定“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那么，实施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的人有时可以成为被资助的危害国家安全罪的主犯，而作为主犯有时可能受到处罚的最高刑为死刑。例如，甲以大量资金资助他人实施背叛国家罪，甲属于主犯之一，若按背叛国家罪定罪量刑，那么，甲可能受到的最高处罚是被判处死刑。但是，若按107条规定的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处罚，其可能受到的处罚，最高才十五年有期徒刑。因为第107条的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与第102、103、104、105条的背叛国家罪、分裂国家罪等，属于法条竞合的情况，而第107条（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罪）是特别法条。因此，当行为人资助他人实施了背叛国家罪等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罪时，只能适用第107条按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定罪处刑，而该罪的法定最高刑才15年，这就导致重罪轻判，量刑不公。
第112条资敌罪在罪状和法定刑上也存在两个缺陷：（1）第112条规定，在“战时”实施资敌行为才构成资敌罪，如果在和平时期实施资敌行为，那么，应按行为人所帮助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定罪处罚，按共犯处理。这时，将会出现量刑不公。例如，在“战时”向背叛国家的犯罪提供武器装备的，按资敌罪定罪处罚，其法定最低刑为三年有期徒刑，而在和平时期向背叛国家的犯罪提供武器装备的，按背叛国家罪定罪处罚，其法定最低刑为十年。对于同一资敌行为，在和平时期受到的处罚可能重于非常时期（即战时），这显然是立法上的不公平。（2）由于第112条的资敌罪与第102条的背叛国家罪，存在法条竞合的情况，而第112条（资敌罪）属于特别法条，所以，在“战时”向实施背叛国家罪的人提供武器装备、用物资的情况下，即使资敌者起到主要作用，也只能按第107条（特别法条）资敌罪定罪量刑，由于资敌罪法定最低刑为三年有期徒刑，而背叛国家罪法定最低刑为十年有期徒刑，这就可能出现量刑不公的情况。
3．投敌叛变罪采用简单罪状，且内容模糊不清
新《刑法》第108条规定“投敌叛变的，处……。”从条文可知，投敌叛变罪采用的是简单罪状，而简单罪状的最大缺陷是容易在理解上产生分歧。目前，对于何谓“投敌叛变”，刑法界仍存在许多分歧。
若按通说，投敌叛变罪是指中国公民投奔并加入国内外敌方营垒，实施或意图实施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或者在被俘、被捕后投降敌人并实施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行为。它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中国公民投奔并加入外国敌对势力，实施或意图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或者在被外国敌对势力俘虏、捕获后投降外国敌对势力并实施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行为；二是中国公民投奔并加入国内敌对势力，实施或意图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或者在被国内敌对势力俘虏、捕获后投降国内敌对势力并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但是，就前一部分内容而言，它属于背叛国家的犯罪行为，理应作为背叛国家罪的一种情况，而不应作为投敌叛变罪的内涵，可见，若按通说来理解投敌叛变罪，那么，只有其后一部分内容才可作为投敌叛变罪的罪状。
4．叛逃罪的罪状不够严谨
叛逃罪规定在新《刑法》第109条，该条文原文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公务期间，擅离岗位，叛逃境外，或在境外叛逃，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处……。”这一条文可以有两种理解，第一种理解是，叛逃罪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行为人必须具有叛逃的行为，二是行为人叛逃时或叛逃后实施了除叛逃以外的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例如，为境外机构提供国家秘密，背叛国家，分裂国家等）。第二种理解是，叛逃罪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行为人必须具有叛逃的行为，二是该叛逃行为的本身直接危害了国家安全或足以危害国家安全。若按第一种理解，设立叛逃罪纯属多余，因为在这一情况下，我们完全可以以行为人具体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行为（例如，背叛国家、分裂国家等）予以定罪处刑，根本没有必要另行规定“叛逃罪”。若按第二种理解，那么，叛逃罪的主体必须是较为特殊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例如，高级官员、掌握国防高科技人员），其履行的公务也必须是特殊的公务（例如，与外国政府谈判）。由于新《刑法》109条所规定的罪状并不明确，所以，产生了前面的分歧。可见，现行的叛逃罪存在立法缺陷。笔者认为，前述第二种理解较为科学，但该条文的罪状应进一步予以完善。
5、将“为敌人指示轰炸目标”作为间谍罪的罪状之一，这显得太牵强
新《刑法》第110条规定的间谍罪将“为敌人指示轰炸目标”作为其罪状的一项内容，这显得牵强附会，并不科学。笔者认为，“为敌人指示轰炸目标”的行为，可以出现在许多不同种的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犯罪过程中。这种行为不宜作为危害国家安全罪中某个罪种的罪状内容。当行为人在实施背叛国家的犯罪行为时，如果行为人是负责“指示轰炸目标”的，那么，对这种“为敌人指示轰炸目标”的行为应以背叛国家罪定罪处罚。当行为人在实施分裂国家的犯罪行为时，如果行为人是负责“指示轰炸目标”的，那么，对这种“为敌人指示轰炸目标”的行为，应以分裂国家罪定罪处罚。只有行为人接受了间谍组织或其代理人的任务，并负责“为敌人指示轰炸目标”时，这种“为敌人指示轰炸目标”的行为才应以间谍罪定罪论处。根据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为敌人指示轰炸目标”不应作为间谍罪的罪状。
将“为敌人指示轰炸目标”从间谍罪的罪状中剔除后，间谍罪的罪状仅有以下内容：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实践存在这样一种情况：行为人没有参加间谍组织也没有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但是，他明知对方是间谍组织、间谍人员或间谍组织的代理人而故意向对方提供国家秘密或情报，从而危害国家安全。由于这种行为直接帮助了间谍组织及其人员，帮其完成本身职务的工作，其性质应属于间谍行为，但是，新《刑法》第110条并未将这种行为作为间谍罪的罪状，这也是一个立法缺陷。
（二）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在犯罪归类上存在欠缺
1、危害国防利益罪和部分侵犯国家秘密的犯罪并未归类于危害国家安全罪，而是归到其他类犯罪
在新《刑法》分则里，第七章“危害国防利益罪”和第十章“军人违反职责罪”的大同类客体都是国家安全。这两类犯罪理应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内容，但是，它们却分别独立成章。由于“军人违反职责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同时，其罪种众多，因此，军人违反职责罪独立成章具有一定科学性。然而，“危害国防利益罪”独立成一章是没有必要的，它应归类于危害国家安全罪。此外，新《刑法》将一些涉及国家秘密的罪种没有归到“危害国家安全罪”而是归到其他类犯罪，这也是其立法缺陷。下面就刚提到的立法缺陷予以具体分析：
（1）“危害国防利益罪”宜归到危害国家安全罪一章，但是，新《刑法》却将“危害国防利益罪”单独成章。
国防利益是指国家为了防备和抵御侵略和颠覆、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而拥有的、与军事有关的特殊利益，具体包括国防自身安全、武装力量建设、国防物质基础、军事斗争、国防秩序等方面的利益。为了依法巩固和加强国防，更有效地与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犯罪行为作斗争，新《刑法》增加危害国防利益的犯罪罪种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危害国防利益的犯罪所侵犯的利益是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以及国家宪政秩序稳定的利益，换言之，这些犯罪侵犯的同类客体是国家安全，因此，危害国防利益罪应归类到危害国家安全罪，作为危害国家安全罪的一部分内容。新《刑法》将危害国防利益罪单独作为一章，这是不科学的。
（2）涉及国家秘密的罪种宜归类到危害国家安全罪，然而，新《刑法》却将这些罪种分别归类到危害国家安全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渎职罪和军人违反职责罪
根据《保守国家秘密法》第2条和第8条规定，所谓国家秘密，是指“关系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具体包括：“（一）国家事务的重大决策中的秘密事项；（二）国防建设和武装力量活动中的秘密事项；（三）外交和外事活动中的秘密事项以及对外承担保密义务的事项；（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秘密事项；（五）科学技术中的秘密事项；（六）维护国家安全活动和追查刑事犯罪中的秘密事项；（七）其他经国家保密工作部门确定应当保守的国家秘密事项。”另外，“政党的秘密事项中符合本法第2条规定的，属于国家秘密。”根据这些规定，大多数侵犯国家秘密的犯罪都在一定程度上危害到国家安全。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犯罪行为会危害国家安全，同样，为境内机构和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犯罪行为以及泄露国家秘密的犯罪行为也会危害国家安全。当然，在所有涉及国家秘密的犯罪中，有部分犯罪可能不会直接危害国家安全，但是，从政治意义上说，它也会间接危害国家安全。从立法科学性角度看，犯罪分类主要应以犯罪同类客体为基础来分类，同时，可兼顾犯罪对象、直接客体、手段等特殊情况，在技术上作出适当调整。鉴于此，笔者认为，除了军人违反职责罪中的涉及国家秘密的犯罪外，所有涉及国家秘密的犯罪都应归类到危害国家安全罪一章。
新《刑法》将涉及国家秘密的犯罪分别归类到危害国家安全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渎职罪和军人违反职责罪四章，使新《刑法》显得繁琐、复杂，这不利于广大群众学习和理解《刑法》也不利于司法人员适用《刑法》，可见，这些涉及国家秘密的犯罪应系统修改和完善。
2、危害国际安全秩序的犯罪亦应归类于危害国家安全罪，但是，新《刑法》并没有将这些犯罪予以规定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交往日益频繁，并加入或缔结了相当数量的国际公约。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我国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危害我国与外国正常交往关系的犯罪，例如，对应受国际保护人员进行谋杀、绑架或其他侵害人身或自由的行为；对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公用馆舍、私人寓所或交通工具进行暴力攻击的行为；侮辱外国国旗、国徽的行为；本国人私自对外宣战或实施其他行为诱发外国向我国宣战的行为；外国人违反国际法侵略我国的行为；除去、移动、伪造我国与外国的国境的界碑或其他标志或使其不能辩认的行为，等等。这些行为属于危害国际安全秩序的犯罪行为，同时，它们也是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我国已加入了《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等国际条约，根据有关条约，各缔约国在国内立法上有义务将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罪行和其他有关罪行规定为犯罪，并对其规定相应的惩罚。为了履行条约规定的国际义务，我国应将这些罪行在《刑法》上予以规定。前面论及的危害国际安全的犯罪同样会危害我国国家安全，因此，它们在我国国内刑事立法——《刑法》中，可归到“危害国家安全罪”一章，但是，新《刑法》并没有将这些罪行作为罪种予以规定，这是我国刑事立法的重大缺陷。
二、危害国家安全罪的重构
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存在着众多的缺陷，若仅对其部分条款进行修改，这不能使其具有高度的科学性，为此，我们必须对危害国家安全罪进行重构，使有关罪种得以增加，减少、废除或调整。
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称谓来说，虽然其政治色彩比“反革命罪”的称谓降低了许多，但是，这种称谓还是具有浓郁的政治色彩。为了使其政治色彩平和，防止人们将这类犯罪全部误解为“政治犯罪”，同时，为了使各有关侵犯国家秘密的犯罪更科学地归类到此类犯罪，笔者认为，这类犯罪的类罪名应更改为“危害国家基本利益”。在“危害国家基本利益罪”里，过失犯罪也可成为其罪种（主要指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国家安全即国家的基本利益，它是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同类客体，其范围包括：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人民民主专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可称为“宪政制度”，即宪法所确立的政治制度，主要指其国体和政体）。据此，我们在重构“危害国家基本利益罪”（即危害国家安全罪）一章时，可将其分为四节：第一节为“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宪政制度罪”，这一节所规定的罪种都明显地、强烈地反映其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宪政制度的特征；第二节为“危害国防利益罪”；第三节为“危害国际安全秩序罪”；第四节“侵犯国家秘密罪”。“危害国防利益罪”、“危害国际安全秩序罪”和“侵犯国家秘密罪”侵犯的大同类客体同样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宪政制度，这三方面犯罪的小同类客体分别为：国防利益、国际安全秩序和国家秘密，它们属于大同类客体“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宪政制度”的下一层次的小同类客体。与第一节所规定的罪种相比，这三节所规定的罪种所反映的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宪政制度的特征没有那么明显和强烈，同时，这三方面的犯罪又具有一定的内在特殊性，所以，有必要将“危害国防利益罪、“危害国际安全秩序罪”和“侵犯国家秘密罪”分出来作为第二节、第三节和第四节。“危害国家基本利益罪”的具体构想如下：
（一）关于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宪政制度罪的体系构建（第一节）
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各具体罪种都明显地、强烈地反映了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宪政制度的特征，因此，这些罪种可归到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宪政制度罪的体系中，但是，由于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在罪种和罪状设置上存在缺陷，因此，应在克服其缺陷的基础上构建其体系。针对前文所述缺陷，可采取以下立法措施对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在罪种和罪状设置上的缺陷予以完善。
1．将现有的“武装暴乱罪”和“武装叛乱罪”两罪种合二为一，在立法上仅规定“武装暴乱罪”，使刑法条文显得更简炼明了，克服人们在理解上的分歧。其条文可设计如下：“组织、策划、实施武装暴乱的，对首要分子或罪行重大的，处……。”
2．废除资敌罪和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两罪种，克服可能存在的重罪轻判和量刑不公的问题。由于资敌行为和资助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属于各有关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帮助行为，所以，在废除这两罪后，对这两种行为应以各有关危害国家安全罪定罪处刑即可。
3．完善投敌叛变罪。首先，使投敌叛变罪采用叙明罪状，其次，将通说的投敌叛变罪的前一部分内容（即中国公民投奔并加入外国敌对势力，实施或意图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或者在被外国敌对势力俘虏、捕获后投降外国敌对势力并实施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行为）划到第102条背叛国家罪里；将通说的后一部分内容（即中国公民投奔并加入国内敌对势力，实施或意图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或者被国内敌对势力俘虏、捕获后投降国内敌对势力并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作为投敌叛变罪的罪状，这样，《刑法》第108条的投敌叛变罪可修改为“中国公民投奔并加入国内敌对势力，实施或意图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的；或者在被国内敌对势力俘虏、捕获后投降国内敌对势力并实施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
4．完善叛逃罪的罪状，克服其罪状不明确的缺陷。在前面分析里，笔者认为，叛逃罪应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行为必须具有叛逃行为；二是该叛逃行为的本身直接危害了国家安全或足以危害国家安全。因此，可将《刑法》第109条的叛逃罪的罪状修改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公务期间，擅离岗位，叛逃境外或者在境外叛逃，而该叛逃行为已经直接危害国家安全或足以危害国家安全的，处……”。
5．完善间谍罪的罪状。由于《刑法》第110条“为敌人指示轰炸目标”作为间谍罪的罪状内容并不科学，因此，有必要将“为敌人指示轰炸目标”从间谍罪的罪状中剔除。此外，明知是间谍组织，间谍人员或间谍组织的代理人而故意向其提供国家秘密或情报，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应作为间谍罪罪状的内容，因此，第110条间谍罪的条文可修改为“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按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或者明知是间谍组织、间谍人员或者间谍组织的代理人而故意向其提供国家秘密或情报，危害国家安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在对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在罪种和罪状设置上的缺陷克服后，即可对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各有关罪种进行科学排列，从而构建起科学的“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宪政制度罪”体系。其具体罪种及序列为：
1、背叛国家罪 2、分裂国家罪
3、煽动分裂国家罪 4、间谍罪
5、武装暴乱罪 6、颠覆国家政权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