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延松 山东政法学院 讲师
关键词: 秘密侦查/立法比较/现实困境/法治化
内容提要: 秘密侦查作为一种打击追诉犯罪的特殊侦查手段，在现代各国侦查实践中被普遍应用。我国立法对秘密侦查缺乏明确而详尽的规定，这与国外的立法规定相差甚远，也不符合建设法治国家对人权保障的要求。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语境下，基于程序正义理念的要求，亟需实现我国秘密侦查的法治化，以限制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确保在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达到必要的平衡。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和社会的飞速发展，在刑事犯罪领域不仅涌现出黑社会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跨国犯罪等新类型的犯罪，而且毒品犯罪、职务犯罪、经济犯罪等传统型犯罪也日趋高组织化、强隐秘化、高智能化。这些犯罪所具有的极强隐蔽性和反侦查功能，对侦查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传统的侦查措施在侦破现代犯罪上就表现出日益明显的局限性。为了应对犯罪形势出现的新变化，秘密侦查作为打击追诉犯罪的特殊侦查手段便在各国的侦查实践中得到广泛使用。然而，鉴于秘密侦查所具有的强隐蔽性和易侵权性，我们又不得不面对秘密侦查的“双刃剑”功效，其在给侦查机关带来执法利益的同时，也就天然地蕴涵着侵犯公民权利和滥用的风险。为此，现代法治国家从保障公民个人权益出发，对刑事司法中秘密侦查措施的运用都进行了全面规范和控制。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秘密侦查也得到比较广泛的应用，但立法鲜有规定，这不仅使我国司法实践中秘密侦查措施的采取无法受到法律的有效规制，更为严重的是妨碍了我国侦查法治化建设的进程，这极不符合建设法治国家对人权保障的要求。因此，我国亟需对秘密侦查实行有效的法律控制，实现秘密侦查的法治化，以限制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确保在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达到必要的平衡。
一、我国秘密侦查的立法现状及现实困境
我国关于秘密侦查的立法依然是个空白，既没有专门规制秘密侦查的单行法，也没有在刑事诉讼法典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对秘密侦查手段予以规定。只有极少数原则性的规定涉及到秘密侦查措施，或者是侦查机关的一些内部规定来规范秘密侦查措施，致使秘密侦查的使用置于“隐形法”的调整之下，各地侦查机关在使用秘密侦查措施上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随意性。目前，我国侦查机关使用秘密侦查手段的法律依据主要来源于两个：一是1993年颁布的《国家安全法》第10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察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用技术侦察措施。”二是1995年通过的《人民警察法》第16条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用技术侦察措施。”除此之外，我国法律再无片言只语予以规范。对公民权利影响如此重大的措施，仅仅由国家的部门规制来调整，在全世界都极为少见，称之为“法外立法”并不为过。至于1984年公安部制定的《刑事特情工作细则》和2000年通过的《公安部关于技术侦察手段的规定》，只是公安（国安）机关内部通行的办案规则，导致所谓的“国家有关规定”、“严格的批准手续”究竟为何物，不足为外人道也。这显然与现代刑事诉讼基本价值和法治国家的要求相违背。可见，我国关于秘密侦查的立法极不完备，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陷入困境。
1．立法的缺失导致秘密侦查在实践中的适用不规范。在实践中，公安机关为了保护卧底侦查人员和特情，在向检察机关移送有关卧底侦查员或特情参与案件的事实材料时，对卧底侦查员以同案犯或重要证人的形式出现，并以“在逃”或“另案处理”为由，不移送材料。而检察机关在起诉此类案件时，因无明文的法律规定，存在一种盲目性和无奈性。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由于法律没有对因秘密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的可采性予以规定，存在着一种不确定性和无序性。[1]（P101）这种做法很不规范，是无奈的变通之举。现行法律对秘密侦查规定的神秘化倾向，严重影响了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和国家司法机关公正的形象。
2．秘密侦查行为的合法性受到质疑。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授权，仅仅依照部门规章、政策行事，我国采取秘密侦查办案的侦查人员要承受着合法与非法的质疑。这也导致了侦查人员心里没底，加之具体的界限不明，秘密侦查人员本身就处于一种合法与非法的边界地带。
3．容易造成对公民权利的侵犯。秘密侦查本身就具有易侵权性，再加上法律没有对秘密侦查的适用程序进行完善的规定，导致秘密侦查措施的滥用。如果随意采用秘密侦查手段，会产生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严重后果，即这种方法的使用往往会侵犯有关人员的合法权利，如隐私权、通讯自由权等。
4．缺乏外部的有效监督。目前，秘密侦查并未纳入刑事诉讼法调整的范围内，而是由公安（国安）机关内部的操作规则予以规范和实施，实行的是自我约束、内部审查、同体监督，具有不透明性，无法在外部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其实质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黑箱操作”。这种制度设计很容易导致侦查机关在无任何外部监督制约的情况下行使秘密侦查权，为了快速有效侦破案件，动辄采用秘密侦查手段，产生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严重后果。
5．秘密侦查获取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由于法律没有明确授权侦查机关采取秘密侦查措施的权力，法律对特殊手段获取的证据的可采性问题也没有任何的规定，因此，通过这些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不能直接进入审判程序，必须经过“证据转换”，即对秘密侦查的结果必须通过刑事诉讼程序予以“公开化”，否则无法确保诉讼的公正性和效率。秘密侦查获取的资料“只能在分析案情时使用，不能在审判中直接作为证据使用。如果要在法庭上作为证据使用，需要在此前一定时间内告知有关案件各方秘密取证之信息，将其公开化后方能作为合法的证据使用”。[2]（P306）但“证据转换”的法律依据以及经转换的证据的合法性却有待考证，况且有些证据也是无法“转换”的。可见，秘密侦查有必要进行法治化。
二、秘密侦查立法的域外考察
由于秘密侦查措施的适用时常发生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冲突，现代各国为了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都十分重视对秘密侦查的立法，对其适用做出了明确规定。不仅可以使秘密侦查获得有效的授权，保证侦查手段的理性选择与行使，而且能够将可能发生的对公民权利的侵害降至最低。大陆法系国家采用诉讼法律模式，在其刑事诉讼法中对秘密侦查做出规定。联邦德国在1975年修正《刑事诉讼法》时增加了关于“监视电信通讯”的规定；1992年9月23日正式生效实施的《对抗组织犯罪法案》新增了关于“卧底侦查”规定；1998年修订的《德国的刑事诉讼法典》在第110a－110e条对卧底侦查做了详尽的规定，[3]（P27）在第100条对监听、录音的适用对象、条件做出了明确规定。[4]（P453）法国于1991年在《刑事诉讼法典》中增加了“电讯的截留”一节，对秘密监听的程序问题做出了详细规定。[5]（P124）2001年修订的《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186条对监听做了规定：“如果有足够的理由认为，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和其他人的电话和其他谈话可能含有对刑事案件有意义的内容，则在严重犯罪和特别严重犯罪案件中允许监听和录音，监听和录音根据法院依照本法典第165条做出的决定进行。”该法还对监听和录音的申请、期限和使用等问题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6]（P145－147）
英美法系国家采取综合法律模式对监听、乔装侦查等秘密侦查方法进行规定。美国国会1968年通过《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对秘密监听、录音做出了具体规定。美国联邦调查局于1981年颁布了《乔装侦查行动准则》，以加强对乔装侦查行动的内部控制与责任约束机制，其后又分别在1992年、2002年两度修改此准则。[7]英国议会1985年通过的《电讯截获法》，一方面将非法截获通讯规定为犯罪，同时也赋予了警察和情报部门在一定条件下截获通讯的权力。
纵观德、法、俄、美、英等国家有关秘密侦查的立法，无论采取何种模式，都是通过明确的制定法对秘密侦查进行规范，使秘密侦查的进行均处于一种有法可依的状态。可见这些国家的秘密侦查正在实现法治化，都是力求在“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间求得平衡。尽管各国的秘密侦查立法问题在具体规定方面不尽一致，但是均涉及以下五个方面：
1．适用的犯罪范围。秘密侦查作为一种极易因侵犯公民权利而成为非法侦查的特殊侦查行为，必须严格限制其适用范围，这也是法治国家的共识。总的来说，秘密侦查主要适用于两类犯罪：一是重罪，即处罚较重的犯罪，如美国1968年《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条例》规定秘密侦查适用以下犯罪：间谍罪、叛国罪、谋杀罪、抢劫罪、贿赂政府官员罪、贩毒罪、敲诈勒索罪等12种犯罪。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266条规定“在下列有关的刑事诉讼中允许对谈话、电话和其他形式的电讯联系进行窃听：（1）依照第4条的规定依法应判处无期徒刑或者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非过失犯罪；（2）依照第4条的规定应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妨害公共管理的犯罪……”针对这类犯罪采用秘密侦查措施足以抵消因侵害公民隐私权而带来的负面影响。二是组织化、智能化、隐秘化的特殊类型的犯罪。由于其犯罪行为的特点，给侦查机关的侦查带来重重困难，侦查机关不采用秘密侦查，实难发现并侦破犯罪。
2．适用的必要性。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00条a规定，只有在以其他方式不能或难以查明案情、侦查被控制的住所的条件下，才允许命令监视、录制电讯往来。[3]（P31）美国《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规定，只有在常规侦查措施已经失败或不可能成功或过于危险时才能采用秘密监听手段。[8]（P356）由此可见，秘密侦查只有在常规性侦查措施难以查清案情时才能采用。这是基于秘密侦查措施是非公开进行的，难以受到外部有效监控，并且该措施往往直接触及公民个人的隐私权利的考虑。
3．秘密侦查的对象要具有相关性。即秘密侦查的采取只用来针对被指控人员及相关事实。为防止国家权力的过度扩张，这就要求秘密侦查只能针对犯罪嫌疑人及其犯罪事实才能使用。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00条a第5款规定，进行监听原则上只能针对犯罪嫌疑人而采用，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适用与案件有关联的其他人员。[3]（P31）
4．秘密侦查必须经过司法审查方能适用。由于秘密侦查措施是无需取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意的强制性侦查措施，为了防止侦查机关在实施过程中侵犯公民的个人权利，西方各国均规定秘密侦查措施的适用，须经侦查机关提出申请、法官审查批准才能适用。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00条b第1款规定，对电讯来往是否监视、录制，只允许由法官决定，在延误有危险时也可以由检察院决定。[3]（P33）
5．权利的司法救济。为实现国家秘密侦查权与公民隐私权对抗中的平衡，各国立法一般规定广泛的司法救济措施以对不当秘密侦查行为进行合理地抗辩。如侦查对象对秘密侦查所获得的信息有审查和提出异议权。对秘密侦查所获得的非法证据享有请求排除权。辩护方享有秘密侦查所获得信息的使用权和对非法秘密侦查行为的民事求偿权。美国《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规定，通讯被非法监听、泄露及非法使用者有权对非法行为实施者提起民事诉讼。[8]（P360）
三、实现我国秘密侦查法治化的出路
当今的中国社会正在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传统的以道德教化和行政命令为手段的治国理念已经不适应现代治国的需要，于是我国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法治意味着政府除非实施众所周知的规则以外不得对个人实施强制，所以它构成了对政府机关的一切权力的限制”。[9]（P260）可见，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绝对不是旨在对公民施行法律压制，而应该是一种限制政府权力的控制手段和保护公民权利的保障措施。所以“作为法治来说，其所治的关键在于治权”。[10]（P92）由于我国目前并没有形成符合法治原则的秘密侦查制度，而这有可能导致权力的恣意和对人权的威胁。所以，秘密侦查法治化的问题，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如何对秘密侦查权进行有效控制，从而维护公民合法权利的问题。正如德国历史学家迈内克所说：“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面临着逾越正义与道德界线的诱惑。人们可以将它比作附在权力上的一种咒语——它是不可抵抗的。”[11]（P362）针对秘密侦查措施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运用所存在的问题，我们应在现代法治和人权保障的观念下，本着学习和发展的精神，充分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合理借鉴国外的合理立法经验，将秘密侦查纳入刑事诉讼法的统一调整范畴，从而实现秘密侦查措施的法治化。
（一）明确秘密侦查的性质定位
现代刑事诉讼行为理论认为，侦查行为属于刑事诉讼行为的范畴。秘密侦查作为行使侦查权的一种方式，自然是诉讼行为、侦查行为，理应受到刑事诉讼法的调整。何况任何国家行为的实施都需要有法律上的依据，秘密侦查也只有处于法律的控制之下，才能符合法治国家的本质要求。否则，权力一旦失去了约束，其所具有的天然扩张属性必然导致其被滥用。
陕西省专利保护条例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陕西省专利保护条例
《陕西省专利保护条例》已由陕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于2003年9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
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3年9月28日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专利管理
第三章 专利纠纷的调解与处理
第四章 专利违法行为的查处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专利管理，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鼓励发明创造，促进技术创新，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专利管理、专利保护及其相关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专利工作的领导，将专利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保障专利管理工作经费，建立衡量技术创新能力的专利评价制度，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共同做好专利保护工作。
第四条 省和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专利保护工作。
县（市、区）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开展有关专利保护工作。
其他有关行政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做好专利保护工作。
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管理委员会负责区内的专利保护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对在专利保护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专利管理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专利宣传教育工作，增强全社会的专利保护意识，鼓励单位和个人对具备申请专利条件的发明创造及时申请中国及外国专利。
省和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设立专利资助资金，资助本行政区域内符合条件的单位、个人申请或者实施专利。
第七条 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建立内部专利保护和管理制度，宣传专利法律法规和有关专利知识，教育职工尊重他人的专利权，维护本单位的合法权益。
有关行业协会应当鼓励会员申请和实施专利，督促会员尊重他人专利权，支持会员维护自主专利权，为会员提供本行业专利技术信息、咨询服务，促进本行业专利技术的实施和应用。
第八条 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应当依照专利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给予奖励；自行实施专利的或者许可他人实施专利的，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或者设计人支付报酬；转让专利权的，参照许可他人实施专利的规定，对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或者设计人支付报酬。
奖励或者报酬可以现金、股份、股权收益或者其他方式给付，给付的数量、时间和方式，由当事人约定，但不低于法律、法规规定的最低标准。
第九条 职工在办理退职、退休手续或者调动工作前、参与职务发明创造的学生在毕业前，应当将与职务发明创造有关的全部技术资料归还原单位，并负有保密责任。
职工退职、退休或者调动工作后一年内，从事与其在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原单位分配的任务有关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原单位。
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设计人与单位之间对申请专利的权利和专利权归属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第十条 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在从事技术开发、进出口贸易或者以专利权作价出资以及设立合资或者合作企业前，应当自行或者委托专利中介服务机构开展相关的专利检索。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且涉及专利技术的，有关行政部门应当查验申请人或者申报人提交的专利检索报告；对未提交的，有关行政部门不予立项或者授奖：
（一）申请政府资助的研究开发或者技术改造项目；
（二）申报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
（三）申报科学技术奖励。
第十二条 从事专利中介服务的机构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资质条件，在依法办理登记注册后，开展相应的专利代理、专利检索、专利评估和专利许可贸易业务。
专利中介服务机构不得出具虚假的专利文献检索报告或者专利资产评估报告，不得损害专利权人以及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加强对专利中介服务机构的指导与监督。
第十三条 专利权人或者被许可人有权在其专利产品、产品包装及宣传品上标注只属于本专利产品的专利标记和专利号。标注专利标记和专利号，应当符合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的规范要求。
第十四条 利用广告宣传专利技术和专利产品、通过营销单位销售专利产品、委托印刷单位印制专利标记的，专利权人或者依法实施专利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广告审批部门、营销单位、承印单位提供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及其授权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出具的专利证明文件。未提供专利证明文件的，不得发布广告或者销售、承印。
第十五条 举办专利信息发布会的举办者应当在信息发布前向当地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备案。
第十六条 展览会、展示会、推广会、交易会等会展的举办者应当对标有专利标记的参展产品或者技术，查验其专利证书或者专利许可合同。对未能提供专利证书或者专利许可合同的，举办者应当拒绝其以专利产品、专利技术的名义进场参展。
第十七条 省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聘请有关方面的专家组成专利技术鉴定委员会，对与专利侵权有关的技术问题进行鉴定。
第十八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加强专利信息网络建设，为社会提供专利保护信息服务和其他相关专利信息服务，组织开展专利管理和专利服务人员的培训工作。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不得参与向社会推荐专利产品等经营活动。
第三章 专利纠纷的调解与处理
第十九条 下列专利纠纷，当事人可以请求省或者设区的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进行调解：
（一）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属纠纷；
（二）发明人、设计人资格纠纷；
（三）职务发明的发明人、设计人的奖励和报酬纠纷；
（四）在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专利权授予前使用该发明而未支付适当费用的纠纷。
调解达成协议的，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达不成协议的，应当告知当事人依法提起民事诉讼。
第二十条 侵犯专利权引起的纠纷，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可以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的专利侵权纠纷，由省或者设区的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受理。
重大、复杂或者跨地区的专利侵权纠纷，由省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受理。
第二十一条 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的，应当提交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书，并符合下列条件：
（一）请求人是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
（二）有明确的被请求人、明确的请求事项和具体事实；
（三）当事人无仲裁协议并未向人民法院起诉；
（四）属于本省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的管辖范围。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自收到请求书之日起七日内，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并书面通知请求人；决定立案的，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七日内，将请求书副本发送被请求人。被请求人应当自收到请求书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内提交答辩书，逾期未提交的，不影响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
第二十二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时，应当按规定将处理时间和地点书面通知当事人。
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按时到达通知的地点或者未经允许自行中途退出，属于请求人的，按自动撤回请求处理；属于被请求人的，按缺席处理。
第二十三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可以根据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就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进行调解；调解达成协议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一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即行生效，当事人应当履行。一方拒不履行的，另一方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不愿调解或者调解不成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作出处理决定。
第二十四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在作出专利侵权处理决定前，应当对有关证据核实。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根据需要，依职权调查取证；对可能灭失或者可能被销毁、转移的证据，可以依法予以登记保存，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第二十五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认定专利侵权行为成立的，可以按照下列方式作出制止侵权行为的处理决定：
（一）责令侵权人停止制造、使用、销售、许诺销售、进口侵权产品；
（二）责令侵权人销毁或者拆解用于制造侵权产品的模具、专用工具；
（三）责令侵权人停止使用专利方法以及停止使用、销售、许诺销售、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
（四）采用（一）、（二）、（三）项规定的方式不足以制止侵权行为的，责令侵权人销毁或者拆解侵权产品。
第二十六条 在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作出认定侵权成立的处理决定后，同一被请求人就同一专利权作出相同类型的侵权行为，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求处理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直接作出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的处理决定。
第二十七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所发生的处理费用由责任方承担；当事人均有责任的，按照责任大小分担。
第四章 专利违法行为的查处
第二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假冒他人专利或者冒充专利。
本条例所称冒充专利行为，是指以非专利产品冒充专利产品、以非专利方法冒充专利方法的行为。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规定，负责查处本行政区域内的假冒他人专利行为和冒充专利行为。
其他有关部门在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涉及专利违法行为或者接到专利违法行为举报的，应当及时移送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
第三十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举报专利违法行为。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建立专利违法行为举报制度，并为举报人保密。
第三十一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查处专利违法行为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询问当事人和证人；
（二）采用抽样取证的方式收集证据，对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证据依法登记保存；
（三）现场勘验、检查有关物品、场所和设施；
（四）查阅、复制有关合同、帐簿、标记等资料；
（五）调查与假冒专利行为或者冒充专利行为有关的活动。
专利执法人员执行公务时，应当出示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或者省人民政府颁发的行政执法证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第三十二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认定假冒他人专利或者冒充专利行为成立的，可以责令行为人采取下列措施限期改正：
（一）在制造、销售的产品及其包装上标注他人专利号或者制造、销售有专利标记的非专利产品的，责令行为人消除该专利标记和专利号，专利标记和专利号与产品难以分离的，销毁该产品；
（二）在广告或者其他宣传材料中使用他人专利号或者将非专利技术称为专利技术的，责令行为人立即停止发布该广告，停止散发该宣传材料，在相应范围内公开承认错误，上缴尚未发出的宣传材料；
（三）在合同中使用他人专利号或者在合同中将非专利技术称为专利技术的，责令行为人立即通知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变更合同的有关内容；
（四）伪造、变造他人专利证书、专利文件、专利申请文件或者伪造、变造专利证书、专利文件、专利申请文件的，责令行为人立即停止该违法行为，上缴其伪造、变造的专利证书、专利文件或者专利申请文件；
（五）其他必要的改正措施。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一款规定，未将与职务发明有关的技术资料归还原单位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责令其限期归还，给原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在技术开发、进出口贸易或者以专利权作价出资以及设立合资或者合作企业过程中，未进行专利检索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对未提交检索报告的项目立项或者授奖，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专利中介服务机构出具虚假的专利文献检索报告或者专利资产评估报告的，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假冒他人专利或者冒充专利的，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的规定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的其他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九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依法作出三万元以上罚款处罚决定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第四十条 从事专利管理工作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当事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一）侵犯当事人的人身权、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的；
（二）索取、收受贿赂的；
（三）挪用、贪污侵权案件处理费的；
（四）包庇假冒他人专利、冒充专利行为的；
（五）泄露当事人要求保密的技术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举报人身份的；
（六）其他违法行为。
第四十一条 当事人对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作出的专利侵权纠纷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理决定或者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理决定或者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