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法律与政策对私营企业的保护/张连华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3 04:59:25 浏览:8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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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法律与政策对私营企业的保护
张连华
华东政法学院研究生院 上海市 200042
“三分天下有其一”，当前的形势是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阶段。一切如同马斯洛搭好的5级台阶，度过了生存大关隘的中国民营企业关于安全的需求愈来愈强烈；一切又是一个悖论：安全常常与弱者相联，而中国的民企长大了，为什么反倒觉得自己并不安全？我们认为，国家实际上规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来保护私营经济的发展。
一、从政策上来讲
1982年，党的十二大首次明确发文，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作为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个体经济“对于发展社会生产、方便人民生活、扩大劳动就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987年，党的十三大表明，“鼓励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等多种经济成份更快发展”。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
2000年10月，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又明确指出，“要为各类企业发展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支持、鼓励和引导私营、个体企业尤其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2002年，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明确要求“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
二、从宪法上来讲
1999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这一修改把个体经济与私营经济从原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提高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份”地位，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已经作为与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处于同等地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
根据宪法这一精神，相应地体现在司法实践上，最高人民法院在99年6月的“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中也已明确“刑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既包括国有、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也包括依法设立的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和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
1988年4月，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面对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发展和发挥积极、重要作用的实际，对现行宪法作第一次修改。1993年3月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对宪法作第二次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随后于1995年2月通过的《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第一次给予非公有制经济以明确的刑法保护，规定：利用职务便利侵吞、挪用非公有制企业财物、资金，构成特定职务犯罪，最重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非公有制企业工作人员因受贿而损害本单位利益，构成犯罪，最重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得到国家法律强有力保护和国家政策大力扶持的非公有制经济，这以后在我国有了进一步发展，规模更大，效益更好。
三、从刑法上来讲
1、关于刑事立法的修改与完善。
（1）尽管司法解释已经解决了刑法中规定的单位犯罪应当包括非公有制经济性质的私营企业犯罪的问题，但是，因为立法规定得不够明确，致使挪用公款给个人使用的案件中，非公有制经济性质的单位仍被作为“个人”对待着。司法实践中的这一矛盾应当尽早解决。而只有通过立法的修改与完善，才能使这一问题解决得更加顺利。（2）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非公有制经济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公有经济和大量公有经济的刑法保护不应当再有区别，至少不应当再有明显区别。目前刑法关于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的规定，与发生在非公有制经济性质企业中的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差别规定，不仅与宪法规定精神不尽一致，在当前公有、非公有经济交叉，混合所有制存在并快速发展，以及名为“国有”、“集体所有”，实为个体的经济组织占有相当比例的情况下，也导致司法机关对大量相应案件定性困难，庭审认定事实争议极大，并因此引起大量的上诉和申诉案件，社会、地方党委、人大常常就同一类案件有不同看法。在对司法机关“判案不公正”的批评中，因处理此类案件引起的占了相当比例。鉴此，是否可以考虑对不同所有制形式的经济组织中发生的侵吞、挪用、受贿案件，统一规定相应的罪名，不再作贪污、职务侵占等的区别，侵吞所属单位财物犯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挪用所属单位资金犯罪的法定最高刑为15年有期徒刑；受贿犯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上述罪的刑罚则应从重，分别规定为死刑、无期徒和死刑，以体现廉政建设的需要，符合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罪从严惩处的要求。刑法若能作此修改与完善，则当前司法实践中客观存在的许多公司公私性质不分、难分；混合所有制经济组织是公是私性质的认定；企业名为集体实为个体简直无法“正确”处理等一系列老大难问题均可得到较好地解决。
四、民法上来讲
所有权是所有人依法对其所有物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独占性支配权，这种独占性的支配，在法律上体现了物对所有人的最终归属，从而使财产关系特定化和稳定化。因此，2002年12月23日，提请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审议的民法典草案，其中物权法一编，专门有6条规定，对私人财产的所有权保护予以明确。不过，这还都只是一方面的子法。而且，第一次明确规定了私人所有权,这具有前所未有的突破意义，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的一大进步。
当然，我们认为，私人财产保护的原则应是宪法保护的原则，其他法律法规还不够，要上升到宪法原则。应当看到，保护私人财产，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五、从其它法律上来讲
应当看到，随着党在所有制理论认识上的不断突破和创新，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不断提升，国家对非公经济的支持、对私人财产的保护，也正在立法上不断完善。比如《公司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和《合伙企业法》等，对私人财产的保护都有表述。
特别是2000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个人独资企业法》，对私人财产，特别是个人的生产资料都提到了保护问题，并讲到继承权和所有权，弥补了法律上的空白。
我国公司法的颁布，及其相关规定，对公司性质的界定已经不是原有的“全民”、“集体”和“个人”的概念，而是有限责任和股份有限的概念。作为企业法人的各类公司，仅以其在市场经济中的责任方式来确定其不同。不以其公司财产的性质来界定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在市场经济中，各类所有权的企业法人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承担市场风险，享受市场收益。
六、结束语
正因为如此，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发展到了今天这样蓬勃向上的程度。
张连华
华东政法学院研究生院 上海市 200042
“三分天下有其一”，当前的形势是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阶段。一切如同马斯洛搭好的5级台阶，度过了生存大关隘的中国民营企业关于安全的需求愈来愈强烈；一切又是一个悖论：安全常常与弱者相联，而中国的民企长大了，为什么反倒觉得自己并不安全？我们认为，国家实际上规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来保护私营经济的发展。
一、从政策上来讲
1982年，党的十二大首次明确发文，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作为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个体经济“对于发展社会生产、方便人民生活、扩大劳动就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987年，党的十三大表明，“鼓励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等多种经济成份更快发展”。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
2000年10月，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又明确指出，“要为各类企业发展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支持、鼓励和引导私营、个体企业尤其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2002年，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明确要求“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
二、从宪法上来讲
1999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这一修改把个体经济与私营经济从原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提高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份”地位，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已经作为与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处于同等地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
根据宪法这一精神，相应地体现在司法实践上，最高人民法院在99年6月的“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中也已明确“刑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既包括国有、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也包括依法设立的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和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
1988年4月，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面对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发展和发挥积极、重要作用的实际，对现行宪法作第一次修改。1993年3月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对宪法作第二次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随后于1995年2月通过的《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第一次给予非公有制经济以明确的刑法保护，规定：利用职务便利侵吞、挪用非公有制企业财物、资金，构成特定职务犯罪，最重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非公有制企业工作人员因受贿而损害本单位利益，构成犯罪，最重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得到国家法律强有力保护和国家政策大力扶持的非公有制经济，这以后在我国有了进一步发展，规模更大，效益更好。
三、从刑法上来讲
1、关于刑事立法的修改与完善。
（1）尽管司法解释已经解决了刑法中规定的单位犯罪应当包括非公有制经济性质的私营企业犯罪的问题，但是，因为立法规定得不够明确，致使挪用公款给个人使用的案件中，非公有制经济性质的单位仍被作为“个人”对待着。司法实践中的这一矛盾应当尽早解决。而只有通过立法的修改与完善，才能使这一问题解决得更加顺利。（2）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非公有制经济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公有经济和大量公有经济的刑法保护不应当再有区别，至少不应当再有明显区别。目前刑法关于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的规定，与发生在非公有制经济性质企业中的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差别规定，不仅与宪法规定精神不尽一致，在当前公有、非公有经济交叉，混合所有制存在并快速发展，以及名为“国有”、“集体所有”，实为个体的经济组织占有相当比例的情况下，也导致司法机关对大量相应案件定性困难，庭审认定事实争议极大，并因此引起大量的上诉和申诉案件，社会、地方党委、人大常常就同一类案件有不同看法。在对司法机关“判案不公正”的批评中，因处理此类案件引起的占了相当比例。鉴此，是否可以考虑对不同所有制形式的经济组织中发生的侵吞、挪用、受贿案件，统一规定相应的罪名，不再作贪污、职务侵占等的区别，侵吞所属单位财物犯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挪用所属单位资金犯罪的法定最高刑为15年有期徒刑；受贿犯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上述罪的刑罚则应从重，分别规定为死刑、无期徒和死刑，以体现廉政建设的需要，符合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罪从严惩处的要求。刑法若能作此修改与完善，则当前司法实践中客观存在的许多公司公私性质不分、难分；混合所有制经济组织是公是私性质的认定；企业名为集体实为个体简直无法“正确”处理等一系列老大难问题均可得到较好地解决。
四、民法上来讲
所有权是所有人依法对其所有物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独占性支配权，这种独占性的支配，在法律上体现了物对所有人的最终归属，从而使财产关系特定化和稳定化。因此，2002年12月23日，提请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审议的民法典草案，其中物权法一编，专门有6条规定，对私人财产的所有权保护予以明确。不过，这还都只是一方面的子法。而且，第一次明确规定了私人所有权,这具有前所未有的突破意义，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的一大进步。
当然，我们认为，私人财产保护的原则应是宪法保护的原则，其他法律法规还不够，要上升到宪法原则。应当看到，保护私人财产，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五、从其它法律上来讲
应当看到，随着党在所有制理论认识上的不断突破和创新，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不断提升，国家对非公经济的支持、对私人财产的保护，也正在立法上不断完善。比如《公司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和《合伙企业法》等，对私人财产的保护都有表述。
特别是2000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个人独资企业法》，对私人财产，特别是个人的生产资料都提到了保护问题，并讲到继承权和所有权，弥补了法律上的空白。
我国公司法的颁布，及其相关规定，对公司性质的界定已经不是原有的“全民”、“集体”和“个人”的概念，而是有限责任和股份有限的概念。作为企业法人的各类公司，仅以其在市场经济中的责任方式来确定其不同。不以其公司财产的性质来界定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在市场经济中，各类所有权的企业法人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承担市场风险，享受市场收益。
六、结束语
正因为如此，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发展到了今天这样蓬勃向上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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